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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或许因为我是家师志开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，他对于我总是分外严厉。记得有一回，我受到一位师长的责罚，家师知道我受了委屈，遣人叫我去问话。在一番开导之后，问起我的近况，我坦然告诉他，衣单不全，纸笔不周，他不但没有给我丝毫安慰，反而端起桌上的一杯茶，说道：“你以为没有钱，我就会给你吗？明白告诉你，我把喝茶的茶叶钱省下来给你，你也用不完，但我就是不给你。什么道理，我现在不说，你将来自然会明白。”

    另一次，我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时，全身生满了脓疮，无钱医疗，在等死的状况下，我强耐病痛，写了一封信给家师，报告我的近况，没想到家师回信的第一句话竟然是：“你那装腔乞怜的信，我已收到。”

    面对这些事情的当下，心里的确也感到有些委屈，但是事后仔细反省，我觉得家师是真正爱护我的，如果他对我和颜悦色，百般安慰，乃至给我钱用，让我生活过得舒适一点，我会很欢喜，他看了也会很高兴。然而，他却故意反其道而行，为的就是要我学习在遇到挫折困苦的时候，能够坚强忍耐，自我争气啊！

    一九五五年，当我撰写的《释迦牟尼佛传》出版时，浮现在心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呈给家师指教。由于当时海峡两岸来往困难，我只有辗转托人由**带到大陆，直到家师有了回音，我才放下心中悬宕的石头。我这样煞费苦心，为的就是要让他老人家知道：我是争气的弟子，我不会让他失望！

    一九四九年我初来台湾时，善导寺一张八人座的圆形饭桌，却围坐了十五六个人，我常常知趣地默然离去。

    在走投无路之下，我想到或许可以去基隆某寺找我过去的同学。当我们一行三人拖着疲惫冰冷的身躯，冒着寒风细雨走了半天的路程，好不容易到达山门时，已是下午一点多钟。寺里的同学听说我们粒米未进，已经一天，赶紧请我们去厨房吃饭。可是就在这时，另外一个人说话了：“某老法师交代，我们自身难保，还是请他们另外设法好了！”当我正想离开之际，同学叫我等一等，他自己拿钱出来买了两斤米，煮了一锅稀饭给我们吃。记忆中最深刻的是，当时捧着饭碗的双手已经饿得不停颤抖。吃完稀饭，向同学道谢以后，在凄风苦雨之中，我们又踏上另一段不知所止的路程。

    由于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，我立下誓愿：日后我一定要普门大开，广接来者。结果，二十年以后我实现了愿望，先后在台北设立“普门精舍”、“普门寺”。我教导所有的徒众都必须善待信徒香客，直到现在，佛光山的每个分院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，那就是每一餐必须多设两桌流水席，方便来者用斋。对于前来挂单的出家人，则一律供养五百元车资。在现代社会里，虽然清茶淡饭、杯水车薪也许不算什么，但是自信一颗诚挚的心意却是无价的。

    后来，我在佛光山开办中学、幼稚园，乃至佛教杂志，也都以“普门”为名，凡此都是取其“普门示现”之意，希望徒众都能效法“普门大士”的精神，接引广大的众生。

    我常常在静夜里回忆往事，想到当年的一些同道们在生活的压力和人情的难堪之下，愤而另作打算，如今不少人潦倒落魄，心中真是不胜感慨！

    （至此我坚信，所谓的“争气”，并不是争一时的情绪，而是争千秋大业；所谓的“争气”，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，而是求众生之福祉。）

    也就因为这一份为教为众的认知，时时在心湖里激荡起澎湃的浪花，我一生从来不因眼前的挫折阻挠而怨天尤人，或失望退缩。

    过了两年，我受聘担任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。当时民风保守，一些人又担心我的观念太新，会把学生“带坏”，讲习会从新竹搬到台北后，就不再请我教书。甚至后来圆融尼师创办东山佛学院时请我教书，也终因道源长老的反对而作罢。

    我想到与其和他们争论，倒不如自己到别处去争气，所以，我决定暂时放下文教工作，勇敢地面对大众，走上社会弘法的道路。

    我并不为个人的荣辱得失感到生气，只是目睹教界的短视近利，不免感到遗憾。为了佛教的发展，为了众生的福祉，我只有另辟天地，自我争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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